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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按】:台湾青年洪仲丘在军中受虐致死一事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,引发台北25万人“”前集会抗议。虐待致死事件已发展为炸药桶导火索,威胁到马政府的执政,有人称之为“台湾之春”。起事的公民团体公开宣告了对的不信任,以及对“社运界”的不满,认为他们撑开了两党政治之外的公共空间,也增添了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。观察者网将持续关注有几率发生的“台湾之春”。
昨日“公民1985行动联盟”发起“公民教召──还仲丘一个公道”活动,成功集结三万人“在烈阳下包围国防部”(苹果日报),到底算是“激进”还是“保守”呢?不免引起脑袋僵化的社运界人士精神错乱。一周内集结上万人,有模有样地对集封建、威权、黑暗、腐化、贪污、残暴等象征与实质意义于一身的军队发出怒吼,捍卫人权、法治等基本价值,这不能不说是“激进”吧?我相信亲临现场的观察者都不能不承认,“白衫军”凝聚的“气场”之壮盛,十分鼓舞人心。因为队伍规模庞大,现场呼口号时,那低沉宏亮的回音在周遭建筑群间炸开,震得我热血沸腾。甚至一位前辈对我说:“红衫军之后,没有这样的场面了。”
但把细节一一摊开,不免又让人觉得,嗯,“中产阶级味道浓重”,甚至“击鼓申冤的性质彷佛以为回到前现代”;“不是抗议,只是活动”;“快闪族的另类展现”;“没有组织,标语很少”;“驯良百姓的卑微请愿”。主办单位一些表现,更让许多社运老手“差点吐血”,例如临时取消的理由竟是:“现场三万人,更是远超于我们的预估,导致原本的必须取消,因为现场有很多女性,以及长辈在酷暑下吃不消了。我们邀请大家上街,让大家平安回家,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,还请各位朋友能够体谅。”现场还对群众大喊:“情治人员已然浮现在周边了,我们别让他们有机会作乱好不好!大家赶快散开!不要让他们有机会作乱好不好!”如此生涩慌张,或,保守,引得我一位脸友发表相关声明:“干!”
让我们抛下“激进”与“保守”的先验框架吧。正巧是许多社运团体的缺席,让我们有机会观察一个自主萌生的公动,如何在未经社运老手设定议题(构框)的情况下,展现自己本来面目。让我们警觉它的限制,并且挖掘其“积极性”──请容我转换字眼。这里远远不可能是周详的讨论,我将只关注两个层面,首先是常民如何想象正义?(而非乡民,现场远远不是某种宅男的集会。另外很可惜的,这里也没办法将年轻族群单独分离出来讨论)然后是观察这场运动带给参与者何种特殊的主体经验(或者说,当常民蜕变为公民)?
“真相”与“正义”(或公道)是这次运动的关键词,随处可见,贯穿所有标语与口号。但若我们仔细回想,过去常见的社会运动很少以“真相”之名动员民众,而且还这么成功。这个事件如何可能超越自力救济的框架,引起一般民众普遍义愤,我认为这两个关键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探勘个中逻辑。事实上“真相”与“正义”在这里是一体两面的。主办单位要求参与者当天身着“白衣”,也有诉求“真相大白”的意思。真相是与“军中黑幕”相对应的,面对不公平的军中检调系统吃案、湮灭证据,种种的冤屈一定要活得澄清,受害者(洪仲丘)应该获得公平的审判,不白之冤才可以获得化解。在民间传说之中,要是沉冤未雪,天地也要为之动容的。这是一种恢复性的仪式,要求公道的秩序重获整顿。
我很直觉地联想到数十年前很流行的电视剧《包青天》。开封府尹包拯总是不畏权贵,左斩贪官污吏,右斩皇亲国戚,一心一意伸张正义,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前途,真是大快人心。《包青天》流行时我年纪尚小,今天只能想起几个形象,除了令人兴奋又害怕的虎头铡以外,就是包拯落难的画面:身穿白衣陷囹圄,盘坐在铺着稻草的地牢,黑脸衬着白袍更显光洁,神情义无反顾,额上的月形胎记彷佛隐隐发光。
我甚至觉得,洪仲丘的处境与包公案颇有神似之处,传说他斗胆揭开军中黑幕,挺身与长官对抗,才落此下场,牺牲性命。如今,当由大家来为他一雪冤屈,伸张正义。当然只有我会想这么多,多数参与者动机非常单纯:“军中太黑了,不能忍受。”“这次太超过了。”从一些标语也能够准确的看出端倪,例如“废禁闭,杀狗官”、“军中皆谎言”。如果我的印象没有错,一般民众对于“改革军中”未能有明确想象,但是说到“惩奸除恶”,那可不是普通执着了。升斗小民与暗黑官僚的对抗其实涉及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,可惜这里不能谈太多。再说一句,吾辈常以人权之名抨击乡民“人肉搜索”的举动,但我愿后退一步:这是常民想象正义的方式,具有古老的渊源也有现代化的展现,恰好对他们来说,惩奸除恶才叫做捍卫人权。
从「情感动员」的角度来看,“亲情”可说是这次运动的关键触媒。今天学界喜欢讲“普世人权”,须知常民往往是通过亲情来体会人生命的可贵。会场布置有一块很大的白布,上面写着“妈妈泪水的控诉”,底下是许多历年来在军中冤死的年轻人名单,直到今天都没获得公平审判,令人心酸。祈福晚会最主要的剧目有二:洪仲丘生前的影片剪辑(主要是大学时代),以及各种受害者家属对军方、对国家、对苍天的控诉。直言敢谏的洪仲丘死了,通过回忆,一个新的洪仲丘诞生了,被形塑为一个乖巧、孝顺、开朗、活泼、考上名校、拥有博士学位、前途无量的年轻人,他的未来被无理地扼杀了,他的形象却被当下化、永恒化,幻化为所有家庭共有的儿子、兄长或胞弟。
丧失亲人的伤痛通过同理心扩散到每位参与者心中。投影片中的洪仲丘的笑容愈开朗,台上的亲属说话就愈哽咽,台下心里也愈难过,所有人对于社会不公义的仇恨就愈坚定:“仲丘,我们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!”在万人面前倾吐失去亲人的伤痛是非常不容易的,但是必须倾吐,否则真相无法彰显。每当亲人语塞,台下无不回响鼓励的掌声:“加油,我们支持你!”。在我们大家可以注意,“弄死人”可以说触及了常民的道德底线,这是“人命关天”的当代体现,如果天的秩序混浊了,我们该澄清它。
紧接着,其他的受害者家属轮番上台。有的是受害者的父亲,有的是母亲,有的是哥哥,有的是妹妹,有的人坚强,有的人泣不成声,一致向台下群众控诉受害者在军中冤死的情节,控诉司法不公。这些案件都很夸张,令人不可置信,有些甚至蒙冤数十年,足以让观众对社会公义的信心完全瓦解,此时主持人──一位绑着马尾的年轻女性──向台下大喊:“过去就是你们的冷漠害了他!所以今天我们要站出来!”于是,思亲之情有了公共化地展现,某种集体意识油然而生,透过其中一位受害者家属之口吶喊出来:“苍天有眼,不信真相唤不回!”正义感混杂着同情心,如同浪潮冲击巨岩,轰隆之声惊惧了众人:不可再退让,我们要正义,现在就要!
这里必须对往常社会运动研究提出批判:公共意识必须与常民情感结构结合,并且在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实践中才得以凝结,E. P. 汤普生在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》早有经典阐释。如今我们已约略了解常民如何想象正义,接下来要看「正义」如何与公民社会的想象选择性结合在一起,以及产生什么效果。三、“和平理性救台湾”:被禁锢的批判主体
三万人集结,那么多人聚在一起,彼此之间却就没有交谈、互动。事实上,绝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站(或坐)在那儿,面容沉重地凝望舞台(或投影布幕),偶尔拭泪,或露出激越的神情。舞台是这场运动的焦点,还可以很直接地说,台上的是主角,台下的是观众;台上是主体,台下是客体。凝望才是大多数人的状态。以至于,这不像场“运动”(抱歉以我的刻板印象而言),比较像是介于群众大会与祭典(或葬礼)之间的活动,参与者的任务就只是“出现”、“现身”、“到场声援”。但千万别小看这个,“到场声援”本身对参与者而言具有激进意味,这是台湾社会对于公民参与的主要想象,因此具有非凡意义。
或者我们大家可以反过来说,常民并不轻率“到场声援”。根据我访谈的印象,他们不只会审视议题,还会审视主办单位、审视具体诉求,若是彼此并不契合,就不愿移动尊躯。甚至于,即使议题具备足够的正当性,若急迫性不足,可能也不肯亲自出马,以免排挤休闲时间。可见“到场声援”具有隆重意义。然而,由于常民缺乏其他种类的公共参与想象,而且通常对组织活动缺乏了解与信任,因此往往也只能伫留在“到场声援”的层次。接受访问的人在“参与动机”上通常相当纷杂,但在对“参与意义”的回答往往相当一致,不外乎“尽自己的一分力”、“有空就来看看”、“表达自己的意见”、“支持这个议题”、“觉得该来,就来了”。这就是台湾公民社会想象与实作之重,以及轻。
因此,主办单位就显得很重要。来到现场,广大参与者等于是将身体交给主办单位调度,排甚么队形,喊什么口号,何时进,甚么时候退,都交给主办单位安排。这是一个五十几名工作人员指挥三万人的结构。这次的“公民1985行动联盟”十分有意思,在形式方面完全仿效过去的社运团体,开记者会、制造新闻效果、筹募资金、招募志工、申、准备战车与音响装置、行动剧、展演剧目等等,无不有模有样。但在内容上,完全置换为自己集体创意的结果,这也难怪许多社运老手觉得陌生,不知道怎么来安置理解,甚至看不顺眼。
在我的评价中,早上包围“国防部”的抗议活动比较失败,晚上在“立法院”的祈福晚会比较成功。这是因为主办单位面对权力机构经验不足,而对如何诱发常民情感比较擅长之故。他们不擅长抗争,比较擅长办活动。因此在早上的抗议当中,“国防部”副部长上台表达愧疚道歉之意,并宣称必定会侦查到底时,主持人只能带领大家回以热烈掌声,甚至呼喊口号:“让我们为国防部加油!加油!为国民军加油!加油!”随后解散集会。我在台下听得错愕,其他群众却仍面不改色,依旧沉默遵从指示。我询问一个人的看法,他无奈地回答:“这不是摸头大会吗?我们特地来给国防部摸头的吗?”但究竟该怎样,他也捉摸不定。
真是浪费了“民气”,群众的愤怒正在集结,尚未妥善集中,就解散了,整个活动进行不到两个小时。有趣的是,在著名的“小心情治单位闹事,大家快散!”之后,还有很多人不甘心离去,在附近游走,其中又以中年人居多。这些人很想要讲话,一旦遇到听众,就滔滔不绝批评时政。我遇到一位中年妇女,她对我说:“我听到台上喊和平理性救台湾的时候,旁边警察冷笑了一声!”她的神情倔傲而认真,见我是可说之人,便缠着我讲话,讲了快要两个小时,痛批,彷佛心中郁结,不吐不快。
直到最后,我假装接电话,表示不得不走了,她才非常礼貌和蔼地向我说:“谢谢你啊。”瞬间恢复成路上常见的妇人。我不知道这样不甘心的人还有多少,只能陷入深思:我们的公民社会运动,竟未能提供公民彼此说话的机会,怎会这样?
到了晚会的时候,我看见大家被成功凝聚为一个共同体,共享正义的呼声,常民准备蜕变为渴望主宰自身命运的公民,但这个进程未能完成,活动就结束了。受害者家属充满钦佩慰藉之意,对群众哽咽:“谢谢你们,让我们有机会发声。”主持人对群众高喊:“请永远记得今天的感动!”不管怎样,“活动”就这样结束了,也“到场声援”了,该做的都做了,大家要回到日常生活了。甚至可说,这场运动比较具有疗愈性质。
离开会场的台湾人,形成一条友善守序且沉默的人龙,直通附近的捷运站。大家的心情是舒爽的,无不感觉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。而我是百感交集的。我访问的所有人,都不相信这次活动就能改变世界。“当然是这样,我们只是小人物”。
在晚会当中的某一剎那,我彷佛被说动了,也相信了公平正义得以伸张。时间静止,我们都从原本社会脉络抽离出来,成了,或一家人。然而在走回台北车站的人群当中,我却感到无比寂寞。
透过某种正义观,如今公民社会慢慢的变成了了某种现实,根植常民的主观想象并被赋予意义。我们有必要厘清它的基本性质,挖掘其积极性。以我所见,面对参与人数暴增,以及自主行动的兴起,社运界许多人感到措手不及,因为不再能垄断运动,包括组织与话语权。
一种新的集结形式诞生了。打个比方,就像一个很小的电磁铁,贯以极强的电流之后,周遭的铁屑无不被吸附上来,形成一个巨大的铁球,只是一旦中断电流,铁屑又四散纷飞,只留下那颗很小的电磁铁。如今成为那颗电磁铁变简单了,但是要维系那颗巨大的铁球却加倍困难。
而且讽刺的是,一方面咱们不可以忽视社群网站的关键地位,另一方面不能忘记推波助澜的强力电流,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主流新闻媒体,甚至包括政论节目。我们公民社会的集结有极强的媒体相关性,而且在媒体之外几无公共生活。
但我依然抱持信心。为啥不?限制同时也是条件,绊脚石也可以是垫脚石。一切迹象都表明,我们已找到了撼动世界的突破口,虽然还不知道如何掘开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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